“温州好，贾客四方民，吴会洋船经宿到，福清土物逐时新，直北是天津”。清代孙扩图在《江南好》中除点赞温州“宜晴宜雨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的温润气候外，还写出温州四方商家云集、各地商船泊岸、时新货物荟萃的繁荣商港场面。早在战国，温州就已形成港口雏形，因“控带山海，利兼水陆”，被南北朝时期的郡守丘迟称作“东南沃壤，一都巨会”。唐代后期温州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宋代又得以长足发展。尤其在南宋，温州港口商贸达到全国前所未有的优势，在随后的元明清也一直保持。
元代王振鹏《江山胜览图》线描图 局部
温州地处东南，通江达海，拥有三百五十五公里黄金海岸线；兼备河港、海湾港，水路交通便捷。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困东瓯，汉王朝派兵“从会稽浮海救东瓯”(《史记·东越列传》），可见在西汉时温州与会稽（今绍兴）之间已有水路交通。唐时，温州与福州、处州、台州等地都已有水陆相通。如《元和郡县图志》载温州“西南至福州水陆相兼一千八百里”。唐天宝二年(743)，浙东海盗吴令光曾攻占温州，封锁海上交通，于是“海路塞，公私断行”，可见当时交通往来多仰仗海路。温州不仅通达国内港口城市，唐时已有航线与日本、新罗相连。中日之间僧人、客商往来，常通过温州作为中转。唐大历九年(774)，鉴真和尚准备第四次东渡日本时，即打算先由扬州南下至温州，再乘船前往福州渡海。
温州最早与日本直航，有文字记载的应属海商李处人。据日本《安祥寺惠运传》载，唐会昌二年（842），海商李处人花了三个月时间，用楠木造了一艘大船，由日本值嘉岛（即平户岛）出发，经六天航行抵达温州。到唐后期，温州已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日本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载，开成四年(839)至天祐四年(907)约七十年间，温州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沿海港口之一。日本名僧圆珍、慧运都曾搭乘商船人唐求法，经过温州后再转往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朝圣。圆珍经过温州时获取三张路证公牒（横阳县公验、安固县公验、永嘉县公验），现均藏于东京国******物馆，成为温州与日本往来交流的重要物证。
古时温州港及其腹地
“江城如在水晶宫，百粤三吴一苇通”，这是南宋陈傅良对温州交通便利、城市繁荣的生动描述。南宋陈则翁在《回回僧人》中有“秋风响耳环，古怪聚人看”“亦有西来意，相逢欲语难”等诗句，形象描述了异域人士纷至沓来的景象。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还记述了海上巨商为避风泊船于江心孤屿和麻行码头，并举行祭风的水陆道场的情形。及至元代，温州港口设施日趋完善，城区北门沿江一带筑成“大石堤延袤数千尺”，并建有“以俟官舸”和“以达商舟”的两类码头，分别供官船和中外商船靠泊之用。海船可直达高丽、日本、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的许多港口。元贞二年(1296)二月二十日，温州人周达观就是从温州扬帆出使真腊（今柬埔寨），所著《真腊风土记》描述了他逗留当地一年间的见闻。
周达观航海示意图
明代弘治《温州府志》卷四记载：温州城南至闽、广，东至日本，北至淮扬，“无适不达”。因海路相通，常有外国船只在海上发生不测，漂流至温州的记录。据《温州府志》载，延祐四年(1317)，婆罗国（今文莱）六十余名商人乘大小两艘船出海贸易，不料途中遇大风，大船被吹坏，十四人所乘小船漂流到温州海面，停泊于中界山（今洞头燕宫地方。次年冬，又有载着金珠、白布等物品的日本商船漂流至平阳大岙海滨。温州是暹罗国（今泰国）出使中国的必经之地，明洪武八年(1375)八月，暹罗国正使冒罡坤信、副使诏毡哆罗，携带大象、西洋红布兜、罗锦被、象牙、胡椒、黄蜡和真香等贡物，乘坐海船进入温州。大象这庞然大物想必已难以再继续长途跋涉，于是被寄养在开元寺（今城区公园路口）。使节转赴京师（南京），至第二年始回本国。
洪武二十年(1387)，暹罗一贡船又开进温州近海。当地商贩私下买卖沉香等物品，违反了明代法律，本应以通番罪处以极刑。据《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传·暹罗》载，当地官员报告朝廷后，明太祖认为温州是暹罗必经之地，因为往来经过而进行买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通番”，于是网开一面赦免了当地商贩。福州至琉球国那霸航线，也必经温州近海。“回福州出那霸港，由姑米山取温州南杞山、台山、里麻山（一名霜山），收入定海所，进五虎门。”（周煌《琉球国志略》)南杞山即今平阳南麂岛。
温州古代对外贸易兴盛，特别是民间贸易发达。唐代中期，有商人李德邻、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人，自建海船，以船主身份往来于日本和浙江的明州（今宁波）、温州及台州之间。当时民间商船运往日本的货物品种繁多，主要有瓷器、丝绸、蠲纸、经卷、书画、佛像雕塑等。进口主要有砂金、水银、锡等金属以及棉、绢、香料等物品。
宋代温州漆器
温州是个移民城市，历史上有数次人口大进的记载。除晋代衣冠南下，唐中期至五代，北方人口大量迁移江南，温州流入的人口增加。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天宝年间(742-756)，温州户数四万二千，人口已达二十四万余。宋明清时期，温州也有多次人口大量迁入的记录。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手工技艺，再结合温州人多地少等地域特点及温和气候，使得温州成为“百工之城”。其中农副产品和手工业高度发达，成为出口商贸主要物品。如五代十国时期，温州隶属吴越。吴越沿海航运发达，“航海所入，岁贡百万”。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在温州设立“博易务”，管理海上贸易。温州主要出口的物品包括瓷器、茶叶、蠲纸和丝绸等。 
宋代温州瓷器（温州博物馆藏）
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政府为提高水稻产量，大力推广高产、早熟、耐旱的占城稻（原产于印支半岛的古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占城稻在温州引种成功，粮食更加丰足，人口数量明显增加。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温州户数四万出头，多于宁波的近三万、台州的三万多、金华的三万多(《太平寰宇志》卷九九)。到元丰年间(1078-1085)，温州户数中，主户八万余，客户四万余(《元丰九域志》卷五)。南宋嘉熙四年(1240)，知府吴泳到任上奏说温州“户口几二十万家”，已有近二十万户，约有八九十万人。温州城内居民当有十万人以上，又有大量的流动人口。
人口的增加，手工业的发达，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温州城逐渐发展为繁华的商贸城市。城内大小店铺密布，诸行百业齐全。熙宁十年（1077)，温州商税全年收入达25391贯，略超过已设市舶务的宁波全年商税（其税额为20220贯），也比福建路的泉州城、广南东路的潮州都多，达到全国各地平均商税的7倍。宋绍兴年间(1131-1162)游历温州的中书舍人程俱，不由发出“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席益差知温州制》)的感叹。
温州港在宋代进入鼎盛阶段，港口桅樯林立，商旅众多。名臣赵抃在《自温将还衢郡题谢公楼》诗中描述了当时“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的情景。瓷器、漆器、木雕、丝绸、蠲纸等制作精良的手工业产品，大多经水路运销国内东南各省，有的也销到国外，可谓产销两旺。水稻、茶叶、柑橘得到大规模栽培和种植。茶叶、柑橘也随同瓷器、漆器等工艺品销往外地。
南宋时期，温州正式成为官方外贸口岸。这事说起来与宋高宗赵构避难温州大有干系。宋建炎三年(1129)年底，宋高宗赵构为避金兵，从扬州仓皇南奔。后在金兵追击下，被迫与大批随行人员乘船避于海上。直至次年正月，高宗御舟经台州洋，向温州港靠拢，二月初六到达温州江心屿。在海上一路飘荡，及至在江心观望海潮，高宗领悟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赵构回杭州后，时隔一年，即提出开放政策，以开拓海疆为发展战略，并在温州设立管理对外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务，使温州成为继广州、杭州、宁波、泉州等之后，全国沿海设立市舶务的十个港口城市之一。同时还设立容成驿、来远驿、待贤驿等，专门负责接待外商、外宾的事务。
据考证，温州市舶务应设在城区府学巷，曾不慎遭遇火灾。《宋史·五行志二上》载：“绍兴十年（1140)十一月丁巳，温州大火燔州学、酤、征舶等务，永嘉县治及居民干余。征舶务就是市舶务，临近州学和县治。宋代州学就在今温州城区公园路原工人文化宫旧址，县治在今府学巷。据此可知，市舶务的故址应在府学巷一带。
日本、高丽、真腊等国商人纷纷涌入温州进行贸易活动，大量漆器、丝绸、蠲纸、经书和瓯窑青瓷、龙泉青瓷等物品由温州港销往海外各国。绍兴元年(1131)，温州市舶“全年共抽解一十九万九百十二斤另十四两”。元代在温州继续设立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一市舶司，为全国七家之一，被称为“番人荟萃”。“永嘉为海右名郡南引七闽，东连两浙，宦车士撤之所憩止，蕃舶夷琛之所填委”(宋涤《水北山居记》)。这一时期通过温州港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龙泉青瓷和温州漆器，尤其是龙泉青瓷，广销至日本、朝鲜、东南亚、南非、东非等地，后又延伸至欧洲，辗转世界各地。
明朝建立后，实行与宋元时期完全不同的“海禁”政策，规定只有“朝贡”的船只，才可以附带其他物产来华，与民互市贸易，致使温州的海外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外贸萧条境况下，对内贸易却异常活跃。南北货物在温州交汇，互通有无，“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李长卿集》卷一九)。
明刻《士商要览·天下水陆行程图》，所列全国水陆行程百条，其中有一条“徽州府由金华至温州府路”。徽商由此纷至沓来，汪玄倧“始贾瓯括，骎骎取赢”（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六《松山翁传》)，在温州设有徽州会馆。姜准《岐海琐谈》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七艘商船驶至温州港进行贸易活动。吴宽在《鹿城书院记》中评说：“浙水之东，惟温为上郡”“人民辐辏，城郭楼橹屹然据东南，诚浙中一都会也”。张邦奇在《张文定甬川集》中记述：“大船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台、温海贾，往往相追逐。”可见当时贸易活跃，商船竞发。
清顺治十三年（1656)朝廷宣布“海禁”，严禁商民下海交易，“片板不准入海，犯禁者治以重罪”；十八年（1661)又下“迁界”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温州海外贸易完全处于停顿状态。朝廷的海禁政策对东南沿海影响巨大，温州经贸颇为萧条。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平定台湾后，废“迁界”令，开“海禁”。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宁波设置浙江海关，下辖温州、瑞安、平阳（鳌江）等各海关分口。温州海关分口的设立，标志着温州海外贸易的复苏。
浙江海关下属十五个分口，温、瑞、平三关征税银一万多两。出口货物有白丝、茶叶、药材、纸、笔、墨、纸伞、草席等。诸定远在康熙《温州府志序》中描述当时商船云集的景象：“联闽跨粤，航海而至者，风帆云集焉”；孙扩图在《忆江南·温州好》中也有类似描述：“温州好，贸客五方民。吴会洋鬼经宿到，福清土物逐时新。直北是天津。”
两百多年后，在洞头宽屿岛霓北乡发现的西班牙银币，正是当时海外贸易的见证。1987年3月出土的这两枚银币直径39厘米，重24.1克、24.4克。银币正面为双柱、王冠，背面为查理三世头像。银币上分别标有年号，一为1787年，另一为1790年，均为中国清朝乾隆年间。
经济的兴盛同时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为城市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多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温州城区功能逐渐完善后，形成了“东庙、南市、西居、北埠”的格局。随着商业区和商业活动的增多，原先这种市（商业区)内不住家、坊（住宅区）内不设店肆的“坊市制”被突破，商业与居住逐渐混杂起来。“尚歌舞”的温州，还迅速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唐代顾况有诗句“东瓯传旧俗，风日无边好，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即描述了这种文化交融、市民开心娱乐的情形。至宋代已是“十万人家城里住”（徐照《题赵明叔新居》)，城内有“纵横一里”“人群欢会”的“众乐园”“八仙楼”等官家酒楼、娱乐场所（乾隆《温州府志》卷二三《古迹·永嘉》)。华灯初上，酒楼、歌馆便开始喧闹起来，坊市间演出南戏、小曲和杂技等，繁华程度与被称作人间天堂的杭州不相上下。
宋代温州城内街区格局方正，一坊一渠，舟楫毕达。北宋绍圣二年（1095)五月，知州杨蟠对城内的巷弄重新规划，设为三十六坊。南宋戴栩撰有《重建三十六坊记》。叶适《东嘉开河记》载，温州经杨蟠整治后，“环外内城皆为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弈局”南宋咸淳元年(1265)，史宜之任温州知州，又增设了状元、衮绣、祈报、丰和四坊，共计四十坊。坊内酒楼、茶坊、饭铺浴室、瓦舍、勾栏应有尽有。
元代瓷器（泰顺博物馆、温州博物馆 藏）
元代温州城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商铺和行业。由于居民多，城市小，温州城显得十分拥挤。元代诗人陈高说：“温城环十八里，居者两万家，甍连栋接，簇簇若蜂房，咫尺空隙，地不易得，故各为重屋以处。”(《不系舟渔集》卷一二)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江山胜览图》，真实描绘了当时温州街肆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供品市等鳞次栉比，象牙、陶瓷等工艺用品琳琅满目，商贩、买家熙来攘往。街头还有背着琵琶和琴类乐器的艺人，有兴高采烈玩着蹴鞠游戏的市民，有围拢来看杂剧表演的行人，喧闹的市井氛围、浓郁的娱乐气息扑面而来。
明代温州府城内划分为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街坊数量大大增加，城墙外还有城南、广化、集云、望京四个厢。西郭、西山、永嘉场、瞿溪、荆溪、南郭等市集分布城市外。清康熙九年(1670)，朝廷设温处道，辖温州、处州二府，治设温州。“海禁”解除后，城区复归繁荣景象。“万家城郭海天秋，几处园林任客游。烽火幸留完善地，繁华依旧小杭州（温郡富庶，俗尚繁华，向有小杭州之称）”（郭钟岳《瓯江竹枝词》)。夜间犹有一道亮丽风景线，“三更灯火映窗栊，宵市居然晓市同。夜禁七城都上锁，轻舟还有水门通”（方鼎锐《温州竹枝词》)。
沿着长长的海上通道，运走了一船船中国制造的精美瓷器、丝绸，却也迎来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大清封闭的国门在猝不及防中被轰然打开，中国被迫开启了近代化历程。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增辟温州等四处通商口岸。随着温州海关和英领事馆的相继建立，温州逐渐向现代化港口城市转型，社会经济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