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化事业向来都是情怀使然苦心孤诣之事，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当下，很多人是受不得这样的劳累，更不愿意吃得这番苦，即便是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也不敢轻易地说自己能够为文化事业而献身。社会的浮躁，人心的不古，让那些真的有“尚古之情”的文化人，愈加艰难。
陈宇康先生是四川成都城内的名士，半生官宦，半生为文，心有情怀，又有卓然不凡的才气，这是大部分和他熟识的朋友所公认的。曾几何时，因为一本关于民国成都大儒（虽然，我们目前不能轻易的为曾公定义，但我觉得先生终究还是一个儒者）曾默躬先生的一本印谱，也因为的他的慧眼识得此印谱，对于中国印学的价值，他决定做了曾默躬先生的知音，朋友为他的情怀所触动，为他的志业所感动，几个人一起为曾默躬先生在成都建了一个艺术馆。
在一个功利的社会里，还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情怀，愿意拿出自己的钱，做着一件为文化传承的事业，已经属于稀缺了。
我想我的这篇文章应该来说一说，陈宇康先生这个人，以及让他们倾注情怀与热情的曾默躬艺术馆。——孙亚军
做学问需有纵横古今，胸怀天下的气象，下笔才不会落一“俗”字。识人读人更是如此，胸怀与气量，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与视野。虽然，人间万象唯有人心难识，但陈宇康先生天生一副贵族做派，光明磊落，不辜负自己，更不会辜负朋友，他是一个认真的人。
因为做柬中文化友好协会的事情，也因为陈先生是我的师兄吴永洪的良师益友，我们才得以相识，进而相谈甚欢，进而让我能够走心的和他做事。一次，我和陈宇康先生聊天，他向我提及自己的家事，我才知道陈先生原来是成都的世家子弟。他是正宗的满族人，他的祖父那一代人是辛亥革命前驻守成都的军官，官邸就在今天成都赫赫有名的宽窄巷。上任不久，赶上了辛亥革命爆发，失去国家保护的没落的满族官宦，只能将原有的驻军之地，分散给将士家眷使用，以在鼎革变化的风云之际，维持生计。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陈家的家道开始衰落，直至解放后，家资所剩无几，有时候为了维持生计，用家里藏的名贵字画换取大米也是常有之事。
听了陈先生关于家世的故事之后，我半开玩笑地说：“这么说，陈先生是有贵族血统的人”，先生听后只做一笑了之。其实，我这话说来也是有几分道理的，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承，仔细想来，就是被“世家”子弟沿袭至今。因为家境优越，他们能够接受正统的文化传习，因为家风的原因，他们能够沿袭祖上的家训，从而一代代传承至今，影响世道人心。一个人的气质来源于他所接受的教育，来源于他的出身，更源自于后天的修为。其实，我和陈先生相处的时候，多听先生言，方知先生生平遭际也是坎坷备至，赶上文革，自己因为出身问题，又被下放农村锻炼，改革开放之后，读书求学供职机关，从事文化事业。后来，干脆以文养生，怀抱取悦自我又兼济他人的态度，在满地荆棘的文化产业中，成为众人熟知的能手。
先生的确是个能手，这是朋友们公认的事实。作为美术评论家，陈先生熟知中西方绘画理论，又能兼顾中西方美术史学。所以，陈先生很早就在美术评论界声名鹊起，早在八十年代初，他的学术著作《陈子庄评传》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因为熟知中西方绘画的审美取向以及理论基础，他又涉及绘画领域，油画作品和他的没骨人物画，在业内引起高度重视，《荣宝斋》等多家艺术品学术研究刊物，先后发文专门介绍陈宇康的画作。陈先生说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到自己满意，这既是对读者的尊重，更是对自己艺术水准的尊重。他很反感那些术业不精，又恣意妄为艺术革命的人。陈先生说自己创作作品时，往往喜欢成系列的创作，那是因为只有成系列的创作，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关注，去研究，去弄懂某种艺术。从事艺术创作，陈先生的做法有点像做学问的态度，占有资料深入研究，从而淬炼出艺术的火花来，那种浅尝辄止式的艺术创作，终究难以树立作品的艺术品格，这是陈宇康先生和一般艺术家不同的地方。
陈宇康先生因为家境出身的缘故，他又是一个天生的“散淡派”，性格里面有着满人的洒脱和直爽，对人极富热情，有愿意诚心的帮助人。所以，陈宇康先生的人缘很好，从蓉城到北京，再到全国各地，高朋满天下。身边的朋友在谈起陈宇康时，总是有一段故事可言的，他真诚、他直爽、他热情、他诚信，这些做人的品质，在作为文化人的陈宇康先生的身上都能找到相应的故事。我有时候想，陈宇康先生其实并不愿意将自己划分为某一类人，他更愿意做一个边缘人，游离于各种人群，真的做一个“百变”之身，体悟人生的丰满。虽为“百变”，内心却守住了自己的“中正”，不敷衍不趋势，不自欺更不欺人。
其实，关于对生命的哲学思考，魏晋那一代人想的似乎更明白，他们乐山智水，将自我融入自然，放达胸怀思考宇宙。然而，当他们想明白了，便觉得人生无趣，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一种悲天忧人的情怀便充盈在他们的笔墨之间。王羲之的那篇《兰亭集序》中讲的更明白，他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看透了生死，便知道那位彭祖的故事也是妄作欺人的典故而已。死生之事，在儒家看来乃是大事，孔子说：“不知死焉知生”，魏晋那一代人参悟了生命的真相之后，便以舍我其谁的热情拥抱生的伟大，人活着终究要不负此生，这既是对生的尊重也是对死的敬畏。
已过耳顺之年的陈宇康先生，常常对生命的意义追问，一个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他常说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既知生的有限，那何不以有限的生创造无限的可能，人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不为此生留下遗憾。某一天，他和朋友李玢、李凯如、郑万锦、舒炯、蔡知桂偶然发现了曾默躬印谱，这本手写批注的印谱一下子触动了他们的心，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以及对印章评述详细的文字，一下子让他们知道这本印稿在中国印学上举足轻重的分量。陈宇康先生的见地、眼力、学识告诉他，曾默躬先生正是民国时期隐逸在成都城里的大儒，经过仔细阅读一番之后，他和朋友们商议，决定买下了这本印谱。如此，方有接下来阿来先生文章中说的：“关注几位朋友，如何尽心搜求先生作品的劫后余存，丰富馆藏。把时代波涛汹涌之下淹没不闻的一位艺术大师打捞出水，向世人展示。同时还邀集专家学者对其题跋、书法、印文、医方和所阅书籍批注等仔细释读，深入研究，钓沉探幽，发表《曾默躬艺术年表》等论文多篇。又先后整理出版《曾默躬印藁初拓》、《曾默躬品鉴玺印辑》和《曾默躬艺术馆藏品集》等多种专著。所有种种，都是有文化意义，有功德的事，善莫大焉。”（引自阿来先生散文《 一家金石味前因，绍父箕求倍百男 ——读<曾默躬品鉴玺印辑>感怀》）
陈先生和他的朋友李玢、李凯如、郑万锦、舒炯、蔡知桂的确在做着一件极富文化意义，又有功德的事情，姑且不说他们为筹建这样一个艺术馆前期所做的种种努力，仅就整理出版曾默躬先生生前遗作就是一件煞费苦心极度繁琐的工作，他们真的是做了一回曾默躬先生的千古知音，相信九泉之下的曾默躬先生也会为他们的精诚所至而感动。
民营艺术馆在中国成千上万，他们大多数都是非盈利的民间机构，大多数创始人都是怀抱着一种文化情怀，一种文化使命，一种文化担当，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赤城奉献。曾默躬艺术馆是这成千上万当中的一个，所不同的是大多数艺术馆要么为器物而设馆，要么为曾经的名流或者当代的名流而设馆，而曾默躬艺术馆则是做着一件抢救式的工作，探索式的工作，他们是在被历史淹没的沉沙之中挖掘金子，这种带有学术抢救式的艺术馆，在国内为数不多。
严格来说曾默躬先生既非名流，也非达官显赫之人，他是跨越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以医道养家，兼顾书画、金石、学术的大隐之士。据有限的资料显示，曾先生生前就是一位极其朴素又淡泊名利，学而有德的通儒，他是旧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在风云乱世当中恪守住一个读书人的本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慕浮华潜心于医道，从而为饥困之下的劳民解除身心之痛，行有余力以治印、书法、绘画、研究学术为怡情之举。虽然，从曾先生的生前的交游上来看，不乏有谢无量、吴昌硕、齐白石、陈子庄这样的名流，但是先生就是先生，“讷于言敏于事”，将平生所学全部赋予石语，平生治印万余方，且以为是“雕虫小技”绝不示人，如此诸多缘由，让曾默躬先生的声名历经时代变迁之后，几乎无人问津，其学术、金石、书法、绘画、医道中裨益后人的熠熠之光，被时光所掩盖。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宇康先生和他的朋友做曾默躬先生的艺术馆，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一方面要发现为数不多的曾先生的遗作，以作馆藏之用；一方面需要邀请当代的学术大家为曾默躬先生的学问而正名。此间有太多的难处，譬如资金的筹措、学术大师的募集、遗稿的翻译整理等等，姑且不论未来的收益如何，单就这些就已经是极富挑战的事情，更何况他们都是已过耳顺之年的人了。
既然曾默躬先生的学问在其生前既非显学，其人也非如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这样在文化史上有着显赫地位的人。那么，为什么陈宇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如此专注，乃至怀着诚明之心去一如既往的光大曾默躬先生的艺术？这个答案是我在通读曾默躬先生的著述之后渐渐明白，由此也特别钦佩陈宇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的眼力和学识。
曾默躬（1880年——1961年），又名思道，字墨公，号苦行者、墨居士，晚年又号大荒老人，出生于私塾、中医世家，早年毕业于四川省高等师范学堂，平生喜读经史、诗文、书法、绘画、篆刻、鉴藏医术等无一不能。1949年后，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员、成都中医学院特聘医师。先生性情淡泊，耿直寡言，“所学在儒墨释道之间”，平生刻苦治学，无一日休息，默言躬行，俯仰自得，知行合一，堪为人师（先生的高徒就有陈子庄）。先生乃是医学世家出身，医道甚高，传于世者除了关于医学专著外，最为精品者就是他的《日省轩集贴玺印至精之品》集，以及为数不多的书画作品。
解读曾默躬先生治学问道之苦心，明了一时代文人之心路历程，得从《日省轩集贴玺印至精之品》集谈起，明白了曾先生治学问道的旨趣，方能读懂陈宇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为什么坚守如一，光大曾先生的学术之魂。
对于金石印学，我的确是个门外汉，学者名流在《日省轩集贴玺印至精之品》集中读到了曾默躬先生的治印功底，读到了曾默躬先生的为学之道，而我在这本集子里面却读到了旧时代中国文化人的心路历程，读到了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读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魅力。
应该说旧时代，诸如曾默躬先生这样的文人在中国不在少数，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训练，又经历鼎革之故学贯中西，以士大夫慨然自命，怀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在时代的浪潮面前，恪守一个读书人的本分，不求闻达于诸侯，君子务本，道济天下。曾默躬先生就是一个时代诸多文人的典范，通过研究曾默躬先生，可以明晰那个时代中国绝大多数文化人的中正之道家国情怀，从而知道中国文化何以生生不息之缘由！
《日省轩集贴玺印至精之品》集，这本书是曾默躬先生为女儿曾璚而作的一本讲述点评历代名印的印学之书，是书成书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他的夫人苏琏元手集并誉写而成。作为学术著作，《日省轩集贴玺印至精之品》集乃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印学之书，通读此书不仅可以感受到曾默躬先生的学问之境，上追秦汉下承晚清，所学又涉猎佛学、经学、史学、书法等，正因有这般学术功底，所以他的治印之学就显得格局开阔见底非凡。《日省轩集贴玺印至精之品》集的学术价值正在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我相信将来关于曾默躬先生印学研究的专著也会陆续出来，这是我想说的“曾默躬艺术馆”的学术价值之一。陈宇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也正是看到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才不辞辛苦邀请徐鼎一先生、韩刚先生、刘传铭先生等学界泰斗为此书勘定释文，辑印成册广布天下，此等功德实属无量矣！
《日省轩集贴玺印至精之品》集，既然是为女儿曾璚所做，那么期间的父女之情人间至爱，充盈在墨公的文笔之中。所以，我看《日省轩集贴玺印至精之品》集实属最好的家书，可与同时期的《傅雷家书》相媲美。我读此书，常常爱不释手，也常常掩卷而思，作为父亲的曾默躬是怎样教会我们做一个父亲。书中每一篇文字皆可以独立成文，从印学讲到人学，真情流淌语言温润如玉，诚如阿来先生所说自己在读此书时，一幅父亲教儿治印的画面扑面而来。《日省轩集贴玺印至精之品》集所体现的正是旧式中国延续家学文脉的方法，“母传诗画，父授内经”，诗书中国的魅力尽在此书之中，这也是研究曾默躬先生的意义之所在。文化的传承，就是这样口耳相授，从而让文脉代不乏人。
作为学者的曾默躬先生在此书中，以治印为宗，旁及儒学、经学、史学、佛学，以及金石、书画的赏鉴等，我们由此可窥墨公治学之法，纵横经纬无所不及，以点带面气象宏大，这为今天我们研究学术探明了一种方法，其学必须广大，而后能博，博而能精，精而能一。正是因为墨公的学识，在评述古印时多有真知灼见；正是因为墨公的家学根底，使其在评述古印时仍不失中国知识分子“士”的情怀。墨公是那个时代万千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透过研究墨公，方知即便在家国罹难之际，中国知识分子也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所担负着责任。
再说说曾默躬先生的书画艺术，在那个时代也是十分了得。因为家学的缘故，墨公从祖上承袭的是“良医之术”，以此经营家业，以此来兼济天下。书画、篆刻、读书、赏鉴乃是心性使然，毫无半点功利之心。因此，墨公的画作尤显笔力老道画风高古，也因为墨公不是以艺术为生，所以居“庙堂之远”，成就了墨公书画作品的艺术境界。我在读曾默躬先生的著述时，有时候想那个时候，如果曾默躬先生弃医从文，北上京城，南渡海上，以先生的艺术造诣，中国文化的星空是否又会多了一颗像齐白石这样的明星呢。
太多关于识读曾默躬先生著述的想法，不是本文所阐述的重点。我只想通过曾默躬先生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来说明陈宇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卓尔不凡的眼界和学识，能够识得曾默躬先生的价值，进而一如既往的做着曾默躬艺术馆的事情。
做文化事业向来都是情怀使然苦心孤诣之事，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当下，很多人是受不得这样的劳累，更不愿意吃得这番苦，即便是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也不敢轻易地说自己能够为文化事业而献身。社会的浮躁，人心的不古，让那些真的有“尚古之情”的文化人，愈加艰难。
陈宇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被历史掩埋的泥沙之中，寻得曾默躬先生这位似珍珠般的学术大师，并为弘扬光大其学术、艺术而艰苦卓绝的努力，其精神已是让人敬畏，至于“曾默躬艺术馆”的未来会怎样，墨公的学术研究是否得到当今社会的认可，已经不是陈宇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所能管得了的事情。作为墨公研究的拓荒者，他们做的已经很好了，至少为中国印学研究撬开了一扇门窗，让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走进墨公的艺术，从而理解一个时代文化人的心迹，进而能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留得一丝薪火。如此，便是陈宇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最大的慰籍。
生命总是苦短，一晃即逝。陈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能够在有生之年做一回曾默躬先生的千古知音，也是上苍冥冥注定之事。这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也是活着的意义。（作者：孙亚军，青年学者、作家）
